古代谋士谋略能力类型及史实（三国十大谋士排行榜）

梳理谋士们所具有的谋略能力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种：（一）.统筹全局、构建战略设想的能力 （二）.对人事筹措、战略方向选择及调整的能力 （三）.把握整体战机的能力（四）.军事部署和临阵应变的能力。这几种能力不完全是截然相分隔的，就像第一种类型的能力可以覆盖到其他几类，第二、第三种类型的能力有时又会混合为一【荀攸、郭嘉下邳灭吕之谋】

于是荀彧、诸葛亮竞争第一的位置，荀攸、贾诩、沮授、法正列入第二档，鲁肃、郭嘉、刘晔、董昭、庞统、蒋济、程昱、黄权据第三档，田丰、陈宫第四档。

荀彧为曹操作的方略有：①设计保全鄄城、东阿、范三县，②建言扎根兖州以进取天下，理由之一是“兖州跨据黄河、济水，为天下要冲，现虽残破，仍足以自保”，③迎汉献帝于许昌，④衡量双方统帅素质的四胜论，⑤先灭吕布后图袁绍，建议派遣钟繇镇抚关中，争取韩遂、马超等关中军阀保持中立。⑥让曹操遏守官渡而不退，等待运用奇谋的时机。⑦先平袁绍再取刘表⑧罢九州之议，⑨计平荆州。

从荀彧的第二条方略兖州略来看，这条方略正是对沮授、田丰策略的克制。当曹操占据了黄河险阻之利，迁走了黄河南岸的一些民众，并让出了部分前沿区域，袁绍派轻兵轮流袭扰边境以图拖垮曹操发展的目的就难以实现了，除非是派重兵深入袭扰，但这又可能演变为一场大型战事。｛这足以说荀彧一开始就把袁绍作为潜在对手看待，尽管当时袁曹还是盟友关系｝

至于曹操听取郭嘉建议趁袁绍未有动作之前东征刘备，是从济水投送军力进行快速打击，迫使刘备仓促间奔逃。

官渡对峙之时，许攸曾劝袁绍分兵袭扰曹操后方和截获其粮食，但派出刘备、韩荀都被曹仁所击破，就是因官渡的地理位置处在多条大泽水系之间，西边是圃田泽，东边是济水、汳水和睢水，再西南则是蒗荡渠，这些水系共同构成了保卫离官渡之南二百里处的许昌的天然防御工事，让袁绍的袭取许昌的步骑难以发挥机动优势，后勤不易输送，并容易被兖州各军截击，故进攻许昌唯有通过官渡一途。这就是荀彧所说的：“先退者势屈。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一旦从官渡退兵，则袁绍兵锋直接推进至许昌，造成全面被动的态势。

荀彧之“略”多，一则与曹操所处的局势比较复杂有关，二则也是其才干卓越之能。还有一点是，荀彧作为颖川士族领袖，举荐了荀攸、郭嘉、钟繇、陈群、杜袭、司马懿、戏志才、赵俨、王朗、华歆等一大批才杰之士。人才资源可谓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些各色各样的人才又奉献了诸多克敌制胜的策略，并构建了曹操集团强大的组织动员力。

而诸葛亮之略仅为隆中对与联孙抗曹，后期局面大致已定，能发挥“略”的空间没有那么多。比较而言，荀彧的策略都是直指强弱胜负的根本性要素，兼具构建方略的能力和战略洞识，方略之高，谋发于无声，先为不可败之势，诸葛亮之内政精、统兵能力强【内政建设犹如政权造血，大战略方针犹如坚实躯干，军事部署规划犹如运用肢体进行近身搏击，一个血气循环通畅、肢体强壮的人没那么容易被一击就倒，而血虚气弱、四肢发育不良的人常常一击即倒，这就是内政治理的作用】，荀彧引入的众多高质量人才又是奠定曹魏强盛的基础，故而荀彧排第一，诸葛亮第二。

论理，沮授这样的谋士完全可以成为比肩荀彧、诸葛亮的王佐之才，战略视野不低于这二人，战术层面的考量精详周虑，在内政治理和人事协同上则远逊于二人，甚至还在袁绍阵营中充当了“不和分子”，发挥了太大的负能量。故应排在荀攸、贾诩、法正之后。

荀攸、贾诩则像是一对才堪匹敌的谋士，前者专走战术规划，这些计策通常是【稳中见奇，既能主动求变以克敌制胜，又能在被动形势下出奇策化解劣势，掌握主动】。而贾诩识透人心，每一步“量敌论将，先胜后战”都先考虑使自身、自身阵营先置于或设法置于有利的态势，再在这个基础上用计，这就显得他的策略有一种【从细微处着手，显谋于大】的感觉。

仔细想来确实如此。当王允、吕布在长安诛杀了董卓之后，董卓的几个高级将领牛辅、徐荣、胡轸、段煨、董越等或者投靠王允吕布，或者在人心惶惶之下被部下所杀，这时中级将领李榷、郭汜、张济都打算要各自逃归乡里了，这时贾诩指明说如果他们弃众独行，一个亭长就能把他们抓了，于是轻轻一句：“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

贾诩这条计策看似简单，实则暗含着对形势深刻的理解——｛1.｝王允杀董卓，短时间内无法消化长安城内的凉州军｛2.｝凉州军在董卓麾下骚扰过长安民众，担心遭清算｛3.｝董卓军久屯长安，消耗物资众多，吕布没有太多粮食守城｛4.｝长安西边的陕县屯驻有牛辅的一支凉州军 ，可以招收进李傕郭汜军队中｛5.｝凉州军战斗力不输于吕布的并州军。

所以荀攸、贾诩两人临阵对敌，贾诩或许稍逊于荀攸，而在庙堂之上和军营里谋长策、见势而动，贾诩要压荀攸一着。总体上贾诩的能力要排在荀攸之前。

法正、鲁肃、郭嘉三人，都拥有极好的战略视野，前两人一献汉中对，一献长江对，各为蜀吴立国奠本之略，而郭嘉的谋算上不成大方略，下不具化为战术部署，其特别之处在于着重考量对各个对手的正确打击顺序，从不使曹操陷于两面作战的态势。正因曹操处四战之地，故每次出征都要把吕布、刘表、袁绍、张绣、刘备、孙策会不会趁机攻打后方作为军事议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而郭嘉恰好能衡量利弊，提供最佳的取舍依据【“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从而降低军事行动受到牵制的风险和成本，这就是郭嘉这类型谋士对曹操的价值所在。换言之，郭嘉擅长战略打击方向上的调整，其谋算属于中型战略。

专精于战略打击方向上的调整，加上有一些主动求变克敌之能｛缓战破二袁、轻兵袭乌桓｝，郭嘉谋算上表现出了更多的前瞻性。特别是与荀攸力主趁吕布力衰一举消灭之，让曹操赢得时间，抢先完成军事部署｛消灭了张杨部众，占领河内；令臧霸北上青州驻防；让于禁前出黎阳构建第一道防线｝，甚至曹操还有一些空隙诈以支援袁绍剿灭公孙瓒为名，企图偷袭袁绍的大本营邺城。

法正战场机变之能应仅次于荀攸、贾诩，是个军事部署能力过硬的人才，其战略识见出于郭嘉之上，其战术筹划过于郭嘉，唯有在中型战略高度上的研判能力不如郭嘉，总体上，法正之“略”与“术”，对郭嘉之“算”构成了夹击之势，故而法正排名当在郭嘉之前。鲁肃除在战略上有所建树外，还兼具外交平衡之才，但是战术层面能力平庸 ，“竟长江所极”的战略构想，不单鲁肃想到了，甘宁、周瑜也曾有类似设想，鲁肃最大的功绩还在于联刘抗曹，不如郭嘉破吕、征刘、扫二袁、剿乌桓及预孙策之功高。则郭嘉当在鲁肃之前。

再次一级则引出刘晔、董昭、庞统、蒋济、程昱、黄权六人。这六人孰先孰后？我认为是程昱为先，庞统、刘晔次之，黄权再次，最后是蒋济、董昭。

程昱识人之能不下于荀彧、贾诩、郭嘉，识人之干常是幽观其心迹知其所行，明察其所行知其能为｛能力｝之高下。程昱的本事既不在于“略”、“算”，也不在“术”，而在于“明”，公元192年，陈宫叛迎吕布掀翻了兖州，曹操回来平叛不利，这时袁绍趁机要求曹操送家属到邺城才支援他，曹操几乎要答应了，被程昱所阻：“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吞并天下之心，但他的智术达不到。而将军您以龙虎之威势，自度能给他当韩信、彭越吗？”｛后面袁绍也给了曹操五千兵马，只不过也把曹操在黄河北岸的东郡给占有了，命自己下属臧洪为东郡太守｝。

后面劝杀来投奔的刘备，曹操没采纳。如果没有程昱阻止曹操送家属，或曹操采纳了程昱杀刘备之议，则荀彧的兖州方略无从实现，而诸葛亮的隆中对也将无从施展，正是明见人事也能破“略”。当然，荀攸、郭嘉是公元196年才进入曹操阵营，而郭嘉、董昭也曾阻止曹操放跑刘备，如果郭嘉192年也在的话，同样也会劝阻。

庞统、刘晔居于其余三人之前，是因这两人之“机”敏，善于抓取稍纵即逝的战机。战略层面的重大战机之难得，见于诸葛亮所言“待天下有变”、鲁肃“观天下之衅”和法正“观衅伺隙”，一旦把握住良机，摧敌夺地就不是很难的事，反而是临阵对敌时做出的种种军事部署和应变之策，往往未必能收效如在战略层面抓取重大战机。而庞统排在刘晔之前，是因前者具备的战略视野更高。

黄权比法正更早的看到了汉中对拱卫巴蜀的作用，提出夺取汉中，并因而率兵击破曹操设置在三巴郡守杜濩、朴胡、袁约，开启了汉中之战的序章，后面刘备伐吴，指出可能存在的一些阵前不利因素，请为先锋先行试探吴军虚实。相对来说，法正对汉中的战略价值陈述得更清晰，并言及夺取汉中所具有的有利形势有哪些。如果仅凭见机献策取汉中，黄权还不能排在蒋济、董昭之前，而其具有的实际统兵作战能力，是很多谋士都少有的。

后面蒋接、董昭、田丰、陈宫几个谋士略过不提。

李德•哈特在《战略论：间接路线》中大意讲述，战略上的间接路线，通常能通过使对方在心理、物质上失衡而获取比直接路线更大的成果，这就是谋士们在战争中所能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