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班主任作文（闻香忆童年：记我的班主任作文）

记我的班主任

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新调来了一位老师，叫李谓选，当了我们班的班主任。

开学第一天，同学们在校园内玩的不亦乐乎，一个暑假没有见面的孩子们，像失散的马猴重新聚在了一起，爬树的、翻院墙的，玩各种游戏，学校完全沉浸在喧嚣的海洋中。这时候，从学校豁口大门外传来“咣当”“咣当”的声音，像秤砣敲打秤盘发出的带有金属质感的声音。对于这种声音，孩子们很熟悉，是自行车链条和链瓦摩擦发出来的。就算不骑，扶着它走在苏台坑坑洼洼的路面上，也会发出“咣咣铛铛”的声响。放眼苏台小学，没有一个老师骑自行车来学校，除过本村的两个老师离学校近以外，其他四个老师都是外村的，家都在周边的山坳里，崎岖的羊肠小道七弯八拐，步行都困难，别说骑自行车了。

随着“咣咣铛铛”的声响越来越近，玩耍的孩子们短暂性地停下游戏，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推自行车的人和他的自行车。只见推自行车的人穿着西裤，白衬衣束在腰里，皮带是带眼的那种，小腹处的铁环在秋后的太阳下，光芒四射。他一定骑了很远的路，但他脚上的皮鞋还油亮油亮的，他的头发自然地打着卷，修剪的很短，仿佛能从耳朵后面看见推子推过的痕迹；留着三七分，戴着一副墨镜，镜片很大，挡住了半边脸，所以我们看不见他的神情。他把自行车骑在离学校大门不远的地方下车的，校门口追逐嬉闹的孩子很多；还有从远处骑车赶来几个小商贩，自行车打起撑子，在校门口的空地上一字排开，卖冰棍的、买水果的、卖瓜子、麻子的，围着好些学生。他看见乱窜的孩子们，不得不下车，推车走进校园。看他把包链车子停在两棵钻天杨大树中间，用脚拨下侧面的铁撑子，听见弹簧嗡嗡的声音，锁上车子，再掰开后座上的铁架子，取下西服，“哗啦”“哗啦”轻轻抖了两下，搭在臂弯上，踩着石头铺就的台阶，噔，噔，上去了，从后面看他的西裤，板直板直的，熨斗熨过的印迹像一条端直的线，随着布料的抖动而抖动。他从进校门到停车、锁车，再到离开，每一个动作都不紧不慢。

放学后的集合铃声响了，校长为我们讲话，条条框框，每一条讲的都很细，听的同学们好不耐烦，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已经在队伍里按耐不住，开始你捏我，我掐你。最后，校长说今天骑车来的是李老师，从明天开始给四年级当班主任。全校六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这就意味着，我们有了新的班主任，如果没记错的话，李老师是我们的第四个班主任。

第一个班主任是魏老师，她是苏台小学从开始到最后唯一的一个女老师，她只有高小学历，又是民办教师转的公办。记忆中，她满头白发，看起来慈眉善目，但骂起人来，会翻出你八辈祖宗，她骂写不端字的学生时，会说，某某某，回去看你大耕的地都比你写的字整齐；有时候，她会把你大改成你爷爷，后面的话不变。她给我们代一年级，把要学的字写在黑板上，领我们读几遍，就让我们自己读，她就搬个凳子靠在阳光充足的窗户下，打起了盹。好多次，她是被下课后孩子们的吵闹声吵醒的。

第二个班主任是张老师，和我同队不同村，他家在离苏台不远的北山上的塌陷处，一个叫马槽槽的小村子，但同属苏台村。他讲课只讲自己的，轻易不管下面做小动作的学生，但不能把他惹恼了，气急了他会不顾一切，拿起啥就用啥收拾人，板凳腿、桌子腿、窗户上的木头条、老师用的三角尺，都能成为他惩罚学生的武器。同魏老师一样，他也高小毕业，由民办转的公办，他向学校申请，只带二年级的课程。

第三个班主任是 田老师，他是苏台东头山庄村的，每天早上跑步来学校，每天下午和山庄村的学生一起，有说有笑地回去。走在路上的田老师，俨然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但到了课堂上，像完全变了个人，永远板着脸，严厉地让人不敢正眼看他，仿佛他的眼睛里有火花，可一灼伤孩子们的眼神。他的语文带的很好，每年全乡会考，他的班级总成绩老名列前茅。在我们的新班主任来之前，田老师被调到另外一个中心小学，当校长去了。

在李老师上任的第一天，第一堂课上，我们就领教到了他的威严。他进到教室，站在讲台上，盯着我们，我们盯着他，像两个陌生人相互对峙，谁也不先开口说话。到了最后，他要求我们出列，分两排站在教室两侧的墙根下，伸出手，一人先挨三教鞭。挨完打，我们端着沉重的手掌，如同掂着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回到座位。他问我们，知道为什么挨打不？我们都不敢抬头，更不敢发话，沉默了半晌，他说，教你们懂规矩。老师进来，你们不知道起立，喊老师好吗？我们才明白过来。觉得这顿打挨的好冤枉。以前上课，都是老师进来站在讲台上，说，同学们好！然后才是我们站起来异口同声喊，老师好，并敬个礼，予以回应，完了老师说请坐下，我们才踢里倒腾的落座。谁知道新来的班主任不按套路出牌啊！

第一次挨李老师的打，教鞭是临时的，是他让个子最高的同学从门口的白杨树上扳下来的树枝。第一节课下课后，他交给班长一项任务：赶明天上语文课，准备好一根教鞭，放在讲桌上！

从此以后，李老师就成了我们的噩梦，上语文课简直成了上刑场，上课铃声一响，我们就开始哆嗦。

第二堂语文课，还是来了，叮铃铃，一阵清脆悦耳的铃声响后，同学们老老实实地坐在课桌前，等李老师到来。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还是不见李老师走进教室，我看着班长放在讲桌上刮的又光又直的教鞭，手直痒痒，趁老师还没来，没忍住走上去拿在手里把玩，沉沉的，滑滑的，有一股木香味，还有一股放在火上熏烤过的烟火味，这是班长放在炕眼门里熏烤的结果，有助于木头直溜、减少水分的作用。这种木头我们都叫它“鸡骨头”，和鸡的小腿骨类似，每间隔一拃就有一个圆润的骨节。班长先用玻璃碴子刮过，再用砂纸打磨，掂在手里很有质感。我正在拿捏把玩的时候，一个黑影从教室门口进来了，我一看是李老师，放下教鞭，速回原位。可想而知，一顿打在所难免，他说拿在手里体验不出教鞭的分量，让我站在讲台下，伸出手，他站在讲台上，用力地抽了我三棍。有人见我挨打，幸灾乐祸时没忍住笑出了声，同样，被叫出来，挨了三棍。打完我俩后，他问全班同学，上课铃响了十分钟了，你们在干啥，我不来你们不知道预习么，昨天学的课文不知道复习么？就这样，全班出列，每人挨了三棍。说这三棍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复习，学会合理利用时间。幸好，这次我俩没有被打，他说先欠着。我们再次归位后，他拿着教鞭掂量掂量，说班长做的教鞭不合格，后面没有打孔，没有穿绳。班长被叫起来，伸出手，挨了一棍。

第二天语文课，第一个挨打的还是班长。原因是：教鞭做的没问题，墙上没有钉钉子，无处悬挂。

半学期下来，全校百八十号学生，被李老师打了个遍，一学期下来，没有没被他打过的学生。他不光带四年级语文，还带二、三年级数学，兼全校音乐老师，因为他弹得一手好风琴；体育老师家里忙的时候，李老师还代替他带体育，所以说，全校学生，手掌都挨过他的教鞭，也就不足为奇了。每个班总有那么一两个刺头，打架斗殴、剪女生小辫、往他人桌框里塞动物死尸，都在李老师的威严下，有所收敛。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经过李老师的“案子”，“犯罪者”供认不讳，受害者也声泪俱下告饶，称以后再也不来告状了。李老师把那几个“惯犯”，打得服服帖帖。李老师断案不问青红皂白，先不论对错，对“受害人”和“罪犯者”各打五十大板，然后才问事情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自李老师来到苏台小学，欺凌受辱的案子急剧减少。

每个班课前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放学后，学生排着纵队唱着歌曲方可走出校门。苏台的上空，久久有学生的歌声在萦绕。有人说，苏台小学有了灵气，有了生气，再不像以前，只有呜哩哇啦的喧闹。刚开始，被打者的家长找学校闹事，说把娃娃手打肿了，吃饭捉不住筷子，但考完试，拿回成绩单后，家长都悄住了。因为娃娃的学习成绩有进步。

李老师家在通便乡，距离苏台村十五里，从苏台西边出去，骑上自行车，一路慢下坡，“咣咣铛铛”半小时就回去了，但早上返校时有些困难，有几里路太陡，骑车无法行进，只好下来推着车子慢慢行走。天晴怎么都好说，如果遇到雨雪刮风的天气，那份罪只有李老师自己心里清楚。李老师的爱人是通便乡供销社的售货员，儿子出生没多久，就上班了，李老师为减轻爱人的负担，不得不天天放学往回跑。不论天阴下雨，李老师从不缺课，每天早晨赶到我们第一节晨读课铃声响起，他就会从豁口大门进来。停放好车子，第一时间踱步到教室，监督我们晨读。如果冬天，他的眉毛上还结着两绺洁白的霜花；如果夏天，两鬓流着汗水，脊背上渗出一坨很湿的图案，像个桃心。

有一年冬天，清晨下了一层厚雪，我们都以为他不会来了，有几个远处的同学因为路滑而没来上学。我们没有晨读，围着教室里的土炉子，一边烤火一边嬉闹，几个胆大的男生，还绕炉子转圈圈，以示庆祝，当个个烤得面红耳赤，额头热出细汗的时候，李老师围着围脖，顶着一头风雪进来了。那天早上，全班学生在教室后面的雪地里，读了一早上课文。类似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一次，还是下雪天，我们被罚站到学校大门外的雪地上，接受来来往往行人的检阅。中午，我瑟瑟缩缩回到家，父亲盘腿坐在炕上，冲我说，人家李老师做的对，对付你们这号欠背皮（指没骨气），就得下狠心！

李老师的教鞭，比起那个王老师无缘无故的惩罚，就是小巫见大巫。王老师是我小学一年级调来的实习老师，正值深秋，父亲把碾完场放在场里的胡麻秆拉回来，放在院墙根下，没来及码成草垛，放学后的我和上四年级的堂姐和大姐、上二年级的二姐，站在蓬松的草堆上，又唱又跳，被吃完晚饭后准备去商店的王老师看见了。第二天一上学，他把我们姐弟四人从各个教室揪出来，罚站在台阶下，立了一上午。那会儿不光堂姐有鼻涕，每个孩子都有鼻涕，站在台阶下的她不停地吸溜鼻涕，于是王老师让我们姐弟三个，找来粗糙的树皮，在堂姐的上嘴唇上使劲刮，直到没有鼻涕为止。堂姐的嘴唇被树皮蹭破了，红呲呲的，有血往出渗。我们四个都在偷偷的啜泣，又不敢不给堂姐擦。到了中午，其他同学都回家吃饭去了，我们四个还站在他的宿舍前面，又站到同学们下午来上学，一直站到上课铃响了，我们才被解放回教室。从那以后，堂姐就辍学了。至今想不明白，对王老师当初的行为和想法很难理解。王老师最后被校长找了个借口，调走了。调走还有个原因，他爱早起跑步、打篮球，只穿一件背心和一条蓝色秋裤或红色秋裤，清晨在学校周围蹦蹦跳跳，很是惹眼，引起了苏台几个年轻人的不满，说他不把苏台男女老少放在眼里，口头警告了几次，不听劝；最后在一天夜里，那几个年轻人合伙商量，把他从单身宿舍里拎出来，撂到院子里，一顿拳打脚踢，起初他还还手，凭借自己是师范体育系毕业的，自认为身手不凡，怎奈一拳难敌四手，饿虎架不住群狼，被打了个鼻青脸肿。暴打事件过后不久，他就在苏台消失了，早晨穿秋裤蹦跶的身影自然也不复存在了。

如今我已到了不惑之年，每次和姐姐、堂姐遇到一起，提起王老师，都说王老师不是个东西，我解围说，也不能这么说，人家也许是为了咱们好。

当然，在李老师的严厉教导下，我的语文成绩有所提高，就拿作文来说，以前一页纸，七拼八凑，怎么也写不满一页纸。李老师让我们背成语词典，背课文、抄课文，把词语解释一个字一个字誊写在黑板上，要求我们抄下来，死记硬背。直到现在，我还能把当初背过的词语牢记于心。比如：

仿佛：好像

唯一：只有这一个

争先恐后：争着向前，唯恐落后

这些，都得感谢用心良苦的李老师。

有一次，冬天的早晨，有雪，我们没有按要求晨读，他把我们像放羊一样赶到校园，排成一行，蹲下去，用手刨学。如今想起那一幕，手指发麻，心在颤栗。但我没有丝毫怨气，相反地，很感激他。

李老师的象棋水平在苏台一带首屈一指，大杀四方。四邻八村，没有能下过他的对手，只有当时任苏台林场场长的李场长的棋艺，和他不分伯仲。但李场长不常来，偶尔来一次，看见他大摇大摆走进校园，穿过两棵钻天杨之间的小径，径直走上石头铺就的台阶，老远就喊，李老师，杀两盘！

这是我们最乐意看见的身影和听到的声音。李场长一来，李老师把我们叫到他周围，每人划分一块空地，用碳棒写生字、生词，完成任务的，剩余时间可自行安排，但不可以离开他的视线范围。用碳棒画画、编顺口溜，就成了我们最乐意干的事，画牛、画马、画山、画树、画小草；编写戏弄人的段子，如：北山有个马槽槽，槽里睡个某某某，伸腿搭在祖坟上，气的爷爷直骂娘！

从下午到放学，只听棋盘上的棋子“啪啪”作响，思谋时的沉默，赢棋时的大笑，悔棋时的嘟嘟囔囔，都令我们感到好奇。少不经事的我，心生疑虑：几个木头坨坨，有那么好玩吗？李老师有时候会扭过头，朝懵懂的我们说，马走日字炮翻山，卒娃子一步到河边，娃们都要记住啊，谁记住了就来这边，与我走两步！自始至终，我们没有一个人赶上前，不知是没学会还是不敢，我想二者兼而有之吧。

李老师下棋有两个惯用的动作，使我终身难忘，在我学会下棋的以及与人对弈时，竟不由得模仿过他曾经做过的动作。他把消灭对手的两三个棋子握在左手，趁观棋思考的间隙，用另一只手把最下面的象棋坨抽出来，再不紧不慢地摞在上面，如此循环往复，发出轻微啪啪的声响，节奏越快表明棋局越激烈，越慢则表明他此刻占上风，神情自然，身心放松。还有，用两只手捧着一摞棋坨，让形成的圆柱体顶住下巴，两眼炯炯有神盯住棋盘，心思在楚河汉界两边阵地上游离，俨然一副胜券在握的架势。

有年春天，背后洼上的桃花灼灼，微风拂过，淡淡的花香四处飘散。我们在教室的窗台上，课桌上，讲桌上插满了从山上折来的鲜花，李老师一走进教室，愣在门口片刻，稍后皱起眉头，说，花虽好，但莫要太多，多了反而显不出花的美丽来；你们再闻闻，教室里是不是有一股太浓的花香？我们再闻时，真有丝臭烘烘的气味，在教室弥漫。凡事要适可而止，不可心贪，这是李老师的原话。

每年冬季来临，每个教室都要泥一尊土炉子，用来过冬御寒。自从李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他就是操刀手。初冬的阳光下，他绾起衣袖，一手拿砖，一手拿瓦刀，十三个学生被他指挥得井然有序，丝毫不混乱。谁抬土、谁搬砖、谁抬水、谁和泥、谁端泥，事先按人头分配妥当，没有一个偷懒、浑水摸鱼。炉子的造型他早已心中有数，砌几层砖开始摆放炉齿，炉膛留多深合适，既省煤炭，又能让热量发挥到最大化，这一切，他胸有成竹。一下午，一座土炉子就像一个威严端坐的将军，稳稳地立在教室的地面上。这时候就要拢火烘干，以试验炉子利不利火，等炉膛的火苗如火舌一般霍霍向上飚窜时，李老师溅满泥点子的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李老师打我们，也疼我们。有一年过六一，去乡中心小学参加运动会，我们拔河比赛输了，没拿上名次，要知道，这可是苏台小学的强项。赛后我们坐在操场边上，闷闷不乐，李老师发现了，赶来安慰说，比赛，有赢有输，不要放在心上，况且，我们赶了十五里路来参加比赛，午饭啃的干馍馍、喝的白开水，人家都在家门口，吃的热饭，咱们输了不丢人！说完用牙咬开了几瓶小香槟饮料，展给我们，让轮换着喝。

毕业会考，考场设在十五里外的中心小学，要翻几架山，天不亮要出发。李老师带领、陪伴我们，翻高山，过沟梁，太阳刚冒花子的时候，我们一行人已经来到了离考场不远的的村庄外。李老师建议我们停下来，歇一歇，缓一缓。坐在葱茏的白杨树下，听啄木鸟啄食树干的声音，吃几口带的干粮。李老师打开自己的黑色皮包，掏出点心，给十三个学生一人一块，开始我们推辞不接，他说带的多，人人有份，就是为今天准备的，并鼓励我们好好考试。他还说，要换做以前，你们今天就是靠秀才去，听得我们热血沸腾，不仅忘了路途上的疲惫，也忘记了考试带来的紧张和压力。

毕业发毕业证那天，他和校长端坐在讲桌旁，我们把桌凳围着教室摆开，放上糖果、瓜籽，边吃边聊，算毕业典礼，也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的毕业典礼。校长先发言，李老师随后，他说的话不多，大致意思：我们是他当教师以来带过的第一届毕业生，没有过多的要求，毕业在即，望我们今后在人生的道路上多拿这样的红本本，说着他扬了扬拿在手里的毕业证；这是第一个，望今后再拿三个。

散场前夕，他自掏腰包，赠给我们每人一个红绒封面的笔记本，册页上写道：愿某某某学业有成。

听他在上面说，下面的我们，眼睛早已湿润。

毕业以后，看到过一次李老师，还是他下棋时的背影。有年正月，我去四十里外的地方走亲戚，与亲戚家相邻的那个村子，是李老师的老家，他和一群人正围坐在向阳的墙根下，聚精会神下象棋，我想过去打个招呼，看见他们兴致正浓，便默默走开了。

自此，再没有和他打过照面，不知现在的他过得怎么样？如果这篇文章有幸能被老师看见，我想对他说，你的学生很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