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共体成立时间（二战后戴高乐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原因）

历史上英国三次申请打开欧洲经济共同体大门,第一次是在1961年8月,英国开始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67年英国再度申请,再度遭戴高乐否决;1969年戴高乐辞职后,英国第三次申请。幸运地,经过1970-1971年的加入谈判,1973年1月,英国终于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一、欧共体的发展

欧洲人能够实现联合的梦想,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长期以来,在欧洲一直存在一种观念,即欧洲人是属于一种基于希腊—罗马文化发展起来,并借助于基督教会的组织和精神力量而传遍欧洲的带有共性的文明。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认同,有两个根本的原因,一个是欧洲历史上统一帝国的世俗影响,另一个是基督教王国无处不在的宗教影响。这样,一种统一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欧洲意识的基础。

在欧洲,人们对文明的认同,必然会发展出一种诉求统一的政治理念。二战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两大军事集团又是在欧洲重兵对峙。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战争阴霾,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分裂、仇恨、对抗和杀戮,使得欧洲人一直在憧憬着一个目标,即实现永久的和平。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国家开始了推动统一的实际操作。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一个相关国家来说,都面对着战略选择的问题,即要不要参与,以及应如何参与的问题。在这里,对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的判断构成了最基本的要素。尽管在这个历史大潮中,欧洲国家似乎都认同“欧洲”理念,赞同欧洲统一,但不同的国家对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认识仍然是不同的。尽管二战后的客观形势发展与人们的主观愿望推动它们先后卷入到欧洲联合当中,但它们登上同一辆车时的想法与目的是各异的。

也正是因为经历了二战的苦难,欧洲人重新审视了欧洲联合的问题,他们坚信,解决欧洲问题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欧洲的统一。欧洲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痛定思痛,为实现欧洲长期和平,开始认真考虑欧洲一体化。1946年9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曾提议建立“欧洲合众国”。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代表法国政府提出建立欧洲煤钢联营。这个倡议得到了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的响应。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巴黎签订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3年3月,这六个国家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罗马条约》。1965年4月8日,六国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的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但三个组织仍各自存在,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布鲁塞尔条约》于1967年7月1日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1973年后,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加入欧共体,成员国扩大到12个。

二、法国与欧共体

欧洲建设的过程中,为保证与美国和苏联相抗衡,戴高乐认为欧洲国家进行政治联合至关重要。相反,在1963年和1966至1967年期间,戴高乐将军多次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认为英国将不会遵守共同市场的规则。而且,他认为英国对美国过于唯命是从,英国与英联邦的特殊关系将会动摇欧共体的稳定,从而使欧共体变成一个没有政治意义的庞大自由贸易区。而且,他知道丘吉尔从来没有考虑过英国真正加入到欧共体当中,尽管不久之前他还在号召欧洲的联合。

法国的利益观与欧洲观与它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是分不开的。在历史上,法国作为世界强国曾称霸欧洲,但也曾数度沦陷敌手,蒙受耻辱。法国作为欧洲大陆国家,与曾数度结盟的英国隔海相望,而与宿敌德国则领土相接。一百多年以来,法国始终有两大忧患:其一是德国的扩张,其二是自己的衰落。二战之后,面对经济、军事力量孱弱,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的现状,1944年上台执政的戴高乐把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恢复大国地位确定为法国国家利益的中心诉求。

在欧洲要实现联合,第一步要实现的就是法德和解。1949年戴高乐指出:“将来会不会有一个欧洲,就要看在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之间会不会直接达成一个协议。”1952年欧洲煤钢联营的实现,迈出了两国合作的第一步。1958年戴高乐再次上台执政后,与西德总理阿登纳确立了两国的密切合作关系。1963年,两国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全面和解与合作的实现。戴高乐在欧洲建设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是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个思想在欧洲观中的直接反映。毫无疑问,他担心的是美国。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所谓“欧洲人的欧洲”,其寓意异常清晰,就是要在欧洲建设中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使欧洲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欧洲。严格地说,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尤其如此,戴高乐在各个领域里都推行其独立自主的政策。这一点在1963年他不批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时得到了清楚的证明。另外,还有政治上的难题,戴高乐在1963年1月不批准英国的申请时阐明了这一点。他解释说,如果让英国及其“外七国”伙伴加入,就意味着最终会出现“一个依赖美国并由美国领导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这是不能接受的,他想要的是一个由他扮演领导角色的“严格的欧洲组织”。

在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里,不仅排斥美国,而且也排斥本该属于欧洲地理范畴、但却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是想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个“钉子”,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不能允许美国利用英国乘机插足欧洲。1963年和1967年,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两次遭到法国的否决。

很显然,按照戴高乐主义的原则,戴高乐是将法国当作欧洲的领导来推进欧洲建设的。戴高乐认为,面对美苏在欧洲的争夺,欧洲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在他看来,法国可以充当欧洲共同体的领导。因为在六国共同体中,比、荷、卢都是小国,谈不上领导作用,意大利不仅实力和影响不够,而且还有二战劣迹,德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是战败国地位使它不可能出面领导欧洲六国。更何况德国已“自愧不如”需依靠法国的政治地位,法国不领导欧洲,还有谁能领导?

三、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评析

英国历史学家琳达・柯莉曾指出英国人对欧洲情感的矛盾,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孤立主义传统,特别是在英格兰;另一方面,二战后欧洲社会的主流国家德国被击败和占领,而英国是战胜国,这使英国人感到骄傲,并由此滋生了对欧洲的怀疑主义。这些因素使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滞后于法、德等西欧大国。

(一)欧洲一体化初期英国置身于外

当法、德等国组建煤钢共同体时,与法、德相比,英国处于最优越的地位,政治稳定,经济富有,实力强大。英国在欧洲以外拥有广泛利益,向西欧出口的钢铁占比很小;并且新工党政府刚刚国有化了煤、钢产业,因此,对于加入煤钢共同体,英国没有兴趣。

二战结束时,英国仍视自己为世界强国。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动摇了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也改变了英国对自身实力的看法,认识到全球重大政治经济事务开始由美、苏掌控。因此英国开始调整外交战略,不再反对欧洲合作,但反对国家间过于紧密的联系。

(二)影响英国对欧洲一体化态度的主要因素

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概括起来,包括战后英国的外交战略、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地理环境以及英美特殊关系等。

1.战后英国的外交战略

欧洲一体化初期,英国置身于外,这与二战后英国的外交战略直接相关。二战后,丘吉尔提出“三环外交”的外交政策总方针:“对于我们来说,第一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在内,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同时并存……我们是在这三个环中的每一个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惟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三环的连接点上。”在三环外交中,英联邦和英帝国是基石,这一环最为重要;而欧洲一环,最不被重视。1946年,丘吉尔说:“我们必须建立欧洲合众国。”但丘吉尔认为,该合众国应以法国和德国合作为基础,并非一定要包括英国。因此,英国在欧洲一体化初期,采取漠然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16世纪以来,英国迅速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中心,和一个超然于欧洲之外的世界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这样,英国就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以外的自治领地、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上,也就没时间过多顾及欧洲内部事务,而是希望欧洲会出现一种不威胁自身利益的“均势状态”。因此,“均势外交”和对欧洲大陆的“光荣孤立”政策成为英国的外交传统。英国人的帝国情结太深,总感觉对英联邦和美国比欧洲更亲,甚至不认为自己属于欧洲人。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由于历史的包袱和传统的影响,总是妨碍英国在欧洲建设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

3.政治文化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民主制国家,同时也是对“议会主权”具有强烈认同的国家。英国这种对“议会主权”的高度信仰,使其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顽固坚持政府间的自由合作,特别反感欧盟向超国家方向发展。随着一体化向更宽范围、更深层次的扩展和渗透,必然要求成员国让渡更多的主权,这对于信仰“议会主权”和敌视超国家权力的英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4.地理环境

英国是一个孤立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岛国,英吉利海峡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理位置,使英国免受了无数场欧洲战火的直接殃及。这样独特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英国人感到英国不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只是欧洲的邻居。丘吉尔曾说:“英国与欧洲在一起,但不属于欧洲。”同欧洲合作,与英国人的观念相距甚远。

5.英美特殊关系

英国虽地处欧洲,但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在感情上却与大西洋那一头的美国更为接近。由于同属于一个文化源,双方的思想认识、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等方面极为相似,两国经贸学术界往来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力江河日下,英国的外交在具体操作中再也不像过去那么应付自如了。为了保持原有的世界大国地位,英国一方面利用战时和战后初期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企图通过防务上的合作,拉美国做自己的坚实的后盾,然而却十分勉强;另一方面,英国为确保自己在欧洲事务上的地位,对欧洲方兴未艾的一体化运动采取虚与委蛇的方法,常常十分被动。而在二战中发展起来的英美特殊关系,无疑又增强了这种感情上的亲近感。在对外关系上依然存在着所谓的“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争,仍然面临着“欧洲主导,还是美国第一”的两难选择问题,这对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态度取向,也构成了长期影响。

总之,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多少有些勉强,英国人对美国人是趋炎附势,对欧洲邻居却总是高傲自大。他们那种“光荣孤立”的思想根深蒂固,基础牢固。在欧共体和欧盟当中,英国人不是“对着干”,就是“等着瞧”,是欧盟中最冒尖的“不”先生,他们也因此而臭名昭著。英国人并不希望欧洲走向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虽然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希望看到那种前景。英国人想要的只是一个松散的、基于政府间合作的国家联盟。英国大众对加入欧洲联合事业依然心存狐疑,而欧洲大陆国家对一贯三心二意的英国也不满,对英国争夺欧洲盟主的意愿更是反感,终于致使英国被排斥在欧洲一体化的前期进程之外。

(三)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动机:老牌帝国的雄心

英国不愿意放弃自近代以来在世界舞台上确立的大国地位及在世界事务上拥有的影响。

首先,英国是一个韧性很强的民族,二战虽然严重削弱了实力,但从本能上讲,它不愿意跟随在超级大国后面,成为一个可怜的“第二小提琴手”,英帝国的传统也不允许它这样做。

其次,欧洲联合,特别是西欧联合的思想,为英国发挥中间力量的影响提供了某种可能。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日后的“欧洲之父”让・莫内(Jean Monet)在二战期间提出欧洲统一的思想,在战后欧洲国家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使得丘吉尔深深为之感动。丘吉尔声称,要在法德和解的基础上建立某种“欧洲合众国”,即组建一个“欧洲西海岸同地中海主要国家的联盟……这一联盟将如此强大,地球上无任何国家敢于向它挑战”。

再次,二战之后的欧洲政治格局有助于英国发挥作用,欧洲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力量真空”。英国人相信,它在战时给予法国以巨大的政治支持和物质援助,新上台的领导人不会不清楚。英国人坚信,英国对法国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格林伍德认为,这种立场不是临时性的,也不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技巧,而是一种永久性的风格,它产生于从根本上对欧洲意图的怀疑。它可以一时赢得好处,但从长远看,它对英国与欧洲的伙伴关系产生致命影响。显然,英国欧盟问题上的如意算盘是:首先通过融入欧洲取得对其事务的发言权,然后再通过其内部的改造,使其未来的发展更多地能体现英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意志。

第四,促使英国把眼光转向西欧的原因,首先是英国战后地位的下降。英国外交决策者敏锐地感到,战后形势正在向不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战争使英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英国的经济实际上已经濒于崩溃,以至于时任财政部经济顾问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出了“财政敦克尔克”的警告。

第五,在国际舞台上,英国的厄运也日趋明显。美国和苏联相互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在处理一些事务时常把英国冷落到一边。1945年夏,在英国外交部一份题为《欧洲胜利日后的估量》的备忘录中,英国官员列出了三大问题——

—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欧洲的经济复兴和德国占领问题,认为英国在这三大问题上的地位远不如美国和苏联,因而,上述问题的处理“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和苏联手中”。考虑到“在我们两大伙伴,尤其是美国看来,英国现在只是一个二 流国家”,因此,英国尽管凭借成熟的政治丰富的外交经验、健全的民主制度和辉煌的战争胜利,赢得了与苏联美国合作的基础,但是要维持与两个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显然还不够,只有充当西欧国家的领头羊,借助于西欧国家的力量,继而把西欧建设成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第三种力量”,是战后初期英国维持世界思维的一个战略选择。当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贝文曾这样描述一个选择:一个世纪前美国宣布了“门罗主义”,使美洲大陆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现在苏联的“门罗”正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崛起,而第三个“门罗”应该以美国发展与美洲大陆关系的同样方式,维护我们(英国)与近邻发展友好关系的权利。维持对西欧的影响,进而达到控制西欧的目的,是英国政治家用以掌握英国实力、恢复英帝国的某种替代品。

四、主观因素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是法国第五共和之父,他不但是法国光荣的象征,也有人称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法国人。庞毕度甚至在宣布他的死讯时说,“戴高乐死了,法国变成了寡妇”,他在法国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戴高乐一向致力重建法国的光荣,在他“缺少了伟大,法国就不成其为法国”的信念下,他追求法国的主体性,不但不随山姆大叔的音乐起舞,对欧盟也保持距离,甚至不屑为伍,这也就是戴高乐主义的重要精神。

他在第五共和掌权10年期间,权力之大有如现代的凯撒,所谓的“戴高乐主义”也比共和国的宪法更像宪法。他虽然有强烈的使命感,也曾经享受过帝王般的权力,更有重建法国光荣之功,然而,在政治风格上,戴高乐是典型的可里斯玛型领导人,充满浪漫性格,怀抱理想主义。在整个战争期间,戴高乐念念不忘的是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历史地位,力图使法国在战后作为一个殖民大国继续存在。再加上他那固执而倔犟的性格,他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法新社曾报道丘吉尔与戴高乐之间的私人关系一直不好,当时任准将的戴高乐逃亡至英国,向丘吉尔请求利用英国广播电台向法国发表一份抗战号召书时,作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半开玩笑地质疑道:“将军阁下,你觉得你一个人能代表法国吗?”1941年,戴高乐组织的“自由法国”中的米瑟利耶少将被英国人逮捕,并被指控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提供了有关远征达喀尔准备情况的情报。戴高乐认为英国此举是想将达喀尔的失败归咎于“自由法国”,他极力捍卫米瑟利耶的荣誉(这位将领后来背叛了他),甚至威胁说,如果不立即释放米瑟利耶,就断绝“自由法国”与英国之间的一切关系。最后英国人认错,把米瑟利耶放了。这桩事件成为双方的第一次严重分歧。

二战中,戴高乐的不妥协态度和独立姿态让丘吉尔感到厌烦。同样,戴高乐也经常指责丘吉尔,认为他过于卑躬屈膝地依附罗斯福。两人也常常互相嘲弄对方的语言水平。

由此可见,英国一直到戴高乐政界生涯结束后才加入欧共体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不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某一因素的影响。应该结合国家利益、国内外因素、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一些主观因素,这样才不至于以偏概全地了解国际关系。